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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年）盛夏，云南元江軍民府的馬家檳榔園內(nèi)，一位白發(fā)蒼蒼的老人正在暴雨中艱難喘息。這位老人正是清代詩壇巨擘、被譽為“清代杜牧”的商盤。從江南才子到邊陲謫臣，從翰林到“詩太守”，他的傳奇人生在滇南的瘴雨蠻煙中戛然而止。

兩百多年后，記者循著商盤好友王文治“魂歸應(yīng)渡瀾滄濤”的哀思與袁枚“星芒落盡夜郎天”的嘆息，在元江大地上尋找他的足跡，試圖拼湊出這位詩人最后的生命軌跡，以及那段跨越時空的詩歌情緣。重讀那些穿越時空的詩句，記者依然能感受到一位詩人用生命書寫的赤子之心，以及那段被歷史塵封的邊陲往事。

督運軍糧赴騰越

乾隆三十二年（1767年）深秋，元江府衙的燭火徹夜未熄。被元江人譽為“青天大人”的商盤鋪展開云南布政使司發(fā)來的公文，泛黃的紙頁上“督運軍糧赴騰越前線”的批文如血刺眼。這位浙江會稽（今紹興）詩人，已在滇南任職兩年，鬢角的白發(fā)比故鄉(xiāng)鑒湖的霜色更濃。

“炎荒萬里客心驚，瘴雨蠻煙日夜橫。”商盤在《征南四首》中寫下的詩句，此刻成了他眼前的實景。清朝對緬甸戰(zhàn)爭的烽火已燒至滇西，66歲的他被推到了后勤保障的前線。元江作為軍需運送樞紐，每月要向騰越（今騰沖）運送糧草，沿途需穿越哀牢山原始叢林，那里的“瘴氣”是比前線敵軍更可怕的殺手，當(dāng)?shù)孛裰{“十人過瘴九人亡，剩下一人哭爹娘”，道盡了哀牢古道的兇險。

商盤每日早起，核糧冊，點隨從，午時策馬隨糧隊出行，暮宿荒祠古廟。這位以“詩酒豪客”聞名的江南詩人，此刻褪去了“西園十子之首”的風(fēng)雅，成了風(fēng)餐露宿的督糧官。他在給著名詩人、好友袁枚的信中寫道：“昔日長安文酒場，今作蠻鄉(xiāng)糧草吏。然邊事維艱，匹夫有責(zé)，縱瘴癘噬骨，不敢辭也。”信末附的《夜宿馬幫寨》的詩句“蠻燈如豆照軍符，枕上驚聞野象呼”，道出了邊地生活的驚心動魄。

普漂古渡口附近的元江風(fēng)光。

青天商大人之死

乾隆三十三年六月，元江雨季來臨。商盤率隊押糧渡清水河時，他潮濕的衣衫裹著發(fā)燙的身體。行至馬家檳榔園時，他終因高燒昏迷倒在樹下。好友蔣士銓在《寶意先生傳》中有明確記載：“丙戌移守元江，明年王師進剿緬甸，公跋涉戎行，夙夜靡逸，感觸瘴癘，受病日深。六月渡清水河，淫雨如注，公露處馬家檳榔園一晝夜，病大作。歷旬日，猶力疾理事?；奕湛噬?，噉瓜一環(huán)，痰壅而卒。”這段文字還原了他生命最后的軌跡：因長時間淋雨引發(fā)高熱，瘴疫乘虛而入，最終呼吸衰竭離世。臨終前，他寫下了半首《絕命詩》：“萬里籌邊志未終，蠻煙銷盡鬢邊紅。”

而遠(yuǎn)在臨安（今云南建水）辦理卸任手續(xù)的王文治，聽聞噩耗后投筆慟哭。這位比商盤小26歲的忘年交，曾在元江與商盤“蕭寺聯(lián)詩”“官廨論經(jīng)”，聞訊后很傷心地寫下兩首挽詩：

南服循良守，東中詩酒豪。誰憐江左玉，虛夢益州刀。瘴雨連邊塞，秋風(fēng)入戰(zhàn)袍。生天知有恨，未見角弓橐。

文舉忘年友，元方部下民。每從金齒外，同憶玉堂春。詩借郵筒遞，經(jīng)從官廨論。鑒湖三百里，白首負(fù)垂綸。

王文治在詩中贊其為官清廉、為詩豪放，又憾其未能見證戰(zhàn)事平息、詩稿成編，隱晦提及商盤晚年遭人構(gòu)陷貶謫的冤屈，為這段悲劇添了一層憤懣之情。

商盤的死訊傳到江南時，詩人袁枚正在隨園整理詩稿。這位性靈派領(lǐng)袖得知噩耗，在《隨園詩話》中寫下：“寶意詩才，江東獨步。昔在長安，與吾輩旗亭畫壁，何等風(fēng)流！今聞客死蠻鄉(xiāng)，唯余曉風(fēng)殘月句，令人肝腸寸斷。”他連夜寫下《哭商寶意太守》，詩中“誰唱曉風(fēng)殘月句？星芒落盡夜郎天”，將商盤比作隕落的星辰，既嘆其才華，更悲其結(jié)局。

兩百多年的追思與回響

據(jù)《紹興府志》《會稽縣志》記載，商盤墓位于紹興府會稽縣東南（今浙江紹興市下轄區(qū)域）一帶的山麓，而元江有他的衣冠冢。1994年深秋，元江學(xué)者白仲和在元江縣南灑村委會昆蒿村的荒草叢中，偶然發(fā)現(xiàn)一塊倒伏的青石碑。當(dāng)他拂去苔蘚，露出“商盤”的名字時，精神為之一振?？上б驗榇遄影徇w，墓碑現(xiàn)已不存。

瘴鄉(xiāng)埋詩骨，江水誦遺篇。如今商盤在《元江雜詠》中寫下的“蠻女騎牛沖雨立，野人張弩挾猿行”詩句，已成為元江獨特的文化記憶。

商盤死后，其子商嘉言耗時十年整理遺稿，終將《質(zhì)園詩集》32卷刊刻行世。其中“滇南卷”收錄的78首詩，既有“督糧夜渡瀾滄水”的壯懷，也有“蠻花如繡映官衙”的閑情，更有“夢里猶呼浙東語”的鄉(xiāng)愁，成為研究清代滇南邊地風(fēng)情的重要文獻(xiàn)。

商盤死后，江南文壇的追思從未停歇。袁枚在《隨園詩話》中贊其“艷情不減杜牧”；蔣士銓為商盤作傳，稱其“詩才橫溢，命運多舛”；洪亮吉在《北江詩話》中更是直言：“商寶意詩新警而不輕佻，似勝于袁大令枚。”這些評價，讓這位客死邊陲的詩人，始終活在清代文學(xué)的星空中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年）中秋，王文治在鎮(zhèn)江宴請袁枚，席間不談風(fēng)月，只說商盤。袁枚在《小倉山房詩集》中記載：“夢樓執(zhí)吾手，誦寶意‘畫樓深鎖五更天’句，淚落杯中。”此時距商盤去世已十年，兩位文壇巨匠仍以詩為媒，延續(xù)著對故友的懷念。這種懷念穿越時空，化作道光年間云南詩人朱庭珍的評語“商寶意滇南詩，開邊塞詩未有之境”，也化作當(dāng)代學(xué)者對“紅河谷文人精神”的持續(xù)研究。

站在元江南灑的山崗上，兩百多年前的瘴雨早已散去，唯有元江的濤聲依舊。商盤的生命終結(jié)于督糧道上，但他的詩魂卻在“詩卷長留天地間”的詠嘆中獲得永生。白仲和在《元江古代詩詞選注》一書中收錄了商盤的14首詩歌。商盤用生命在元江播下的詩性種子，經(jīng)過兩個多世紀(jì)的雨雪風(fēng)霜，終在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中綻放出奇異的花朵，這或許比任何墓志都更能詮釋其不朽的真諦。

從袁枚“星芒落盡”的悲泣，到王文治“魂歸瀾滄”的祈愿，再到今日元江文化工作者的追思，這場跨越兩百多年的悼念，本質(zhì)上是對一種精神的堅守——無論身處何種逆境，詩人的赤子之心、家國情懷，永遠(yuǎn)不會被瘴疫、歲月或距離磨滅。正如商盤在《絕命詩》中未寫完的那句詩“縱使蠻煙埋骨去，詩魂終向故鄉(xiāng)飛”。他的詩魂飛回了江南故鄉(xiāng)，詩作卻永遠(yuǎn)留在了滇南大地上。（玉溪市融媒體中心記者 饒平 文/圖）